本报记者 尚继宁 辛元熙
一枚小小的老银元，承载着太多往事。三十年前，贵德姑娘陶金兰一铁锨挖出七万枚银元交给国家，曾轰动一时。今天，《青海视野》拨开历史的迷雾，带您走近这一事件。
三十年前挖出
白花花的银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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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2年6月16日，对于贵德的淘金兰来说，是个非比寻常的日子。
下午四点半，天气闷热，陶金兰和堂哥陶恩铭站在县园艺场自己承包的一段自来水管道前，挥汗如雨。她们承包的这段管道是生产队里最难“啃”的骨头，水管的一段被埋在楼梯下面，不仅要挖开，还要打洞穿过这段楼梯，难度大，费时费力，村民们都因为它的位置刁钻而不愿意承包，陶金兰咬咬牙自告奋勇地接过这块烫手山芋。按照生产队的要求，她们要挖一条八十公分宽，深一米五的巷道。两三个小时过去了，她们的工作进展缓慢。夕阳西下，堂哥坐在挖出的土堆上面劝妹妹回家，陶金兰说趁着太阳下山前的凉爽想再干一会儿。她挖到一米五处，开始横向打洞，铁锨挖下去时，听见一声刺耳的脆响，陶金兰吓了一跳，她知道碰到硬东西了，再挖时，破碎的瓦罐连同一片白花花的东西一块塌下来，淹没了陶金兰的双腿，“哥，哥，快来呀！”陶恩铭迅速放下自己手中的活，跑到妹妹身边，看到一大堆白花花的东西淹没了妹妹的双腿，他也惊呆了，兄妹相视许久，他们从来没见过这白花花的东西，不知为何物。
陶金兰突然想起，1982年的春天，18岁的她刚刚参加了民兵。宣誓仪式上，武装部部长在仪式中再三强调，“有什么事一定要向上级部门汇报”。陶金兰把想法告诉了堂哥。
“我也不知道这是啥，但肯定有用，没用的东西不会埋。”陶恩铭赞成妹妹的想法，他守在这里，妹妹到县武装部汇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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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元装满两拖拉机
陶金兰一路小跑，到达县武装部时已大汗淋漓。武装部长问明情况后立即向县委县政府汇报，刘剑书记接见了她，直到那时，她才知道那白花花的东西是银元。随后，陶氏兄妹和四名民警一起用铁锨挖，没有电灯，他们就用手电照明，没有装卸机，他们用肩膀扛，用双臂拉。一直干到晨光熹微，才装完几十个麻袋，整整两拖拉机，累得兄妹俩半天直不起腰。尽管很累，但陶金兰的思路异常清晰，她提议，把挖出的土再筛一遍，以免遗漏，结果，1800枚白花花的银元再次脱颖而出。后经相关部门认定，陶金兰兄妹献给国家的银元银锞折合人民币36万九千多元，其中银元67981枚，银锞1568个。这个事件轰动了整个县城。
陶金兰兄妹献宝有功，1982年6月被贵德县委、县政府评为先进个人，被县人民武装部荣记三等功一次，同年九月，被树立为青海省军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标兵，记一等功一次，1983年，被评为全国“三八”红旗手。1987年在北京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英雄模范大会，荣获“三总部”特发的荣誉证书，记一等功一次，并接受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。当时，全国32家媒体杂志先后刊登了她的先进事迹。
1982年7月2日，我省媒体在显著位置刊登了“贵德县表彰陶金兰陶恩铭”的图片新闻，那次会上，授予兄妹俩每人锦旗一面、自行车一辆、缝纫机一台，现金五百元，记三等功一次。
陶金兰并没有在此事上停留，她感恩社会，在老干部局工作期间，无偿照顾孤寡老人危忠义达9年，还资助了一名从小学一年级到大学毕业的学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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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壮小伙当“保镖”
今年46岁的何建义谈到当时的“陶金兰献宝事件”仍“印象深刻”。他回忆说，那天是个好日子，阳光普照，微风徐徐。围观的人站满了整个院子，后面来的村民就站在墙头上，足足几百人。二十几个壮小伙，前呼后拥地帮忙抬麻袋、护送。当时装了满满两拖拉机。那次围观是空前的。但是，那时的围观人群是很有素质的，他们都只是站在那里看着，仅仅只是好奇，仅仅只是新鲜。“当时到底有多少人，真后悔没数数。”何建义开玩笑地说。
围观的人们，始终都是带着微笑的，他们好奇，但不凶恶。这和围观打架、吵架不一样。围观的心情也不一样。
“站在土坡上看的时候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”我们采访何建义时，周围路过的人也驻足倾听，七嘴八舌地议论着，让人觉得旁观也很幸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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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埋下了这些银元？
我们在陶金兰的陪同下，参观了当年的园艺场，院落很大，依稀可见当年的断壁残垣，那些沧桑的老果树像一位老人安祥地矗立在夕阳下。年长一些的老人告诉我们，这里曾是“贵德王”马元海的官邸。据《贵德文史资料》记载，马元海是清末民初西宁镇总兵、甘边宁海镇守使、首任国民党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麒的外甥，国民党青海省主席马步芳的表兄。民国六年（公元１９１７年），同仁、贵德发生“宗社党”人吕光“复清灭民”事件，次年马麒令马朝选率宁海军步前营驻防贵德，遂又派马元海为帮办。马元海到贵德后，广交汉、回族中的上层人士和藏族千百户，结识常去牧区的商人，与有些人结拜金兰之交，到青海正式建省时，马元海对青南牧区各种情况（政治、经济、千百户及各族群众，以至道路、关隘、山口等）了如指掌，他本人此时已精通藏语，熟悉“藏情”。同时，他在贵德地方上也扶持了一批势力，开始插手并操纵地方政权。他利用各种手段，盘剥群众、霸占土地房屋，聚敛财产。这时的马元海已名副其实地成了贵德的“坐地王”，其势力延伸到贵德西南部的各牧区。一位长期从事县志研究的老人透漏，当年马元海一天的财政收入就是八十块大洋。
我们沿着园艺场的小路前行，刚好撞见骑自行车的刘志英，今年63岁的他就住在附近，1982年曾担任生产队四队的队长，在满眼秋色的院子里，老人给我们讲述了“陶金兰献宝事件”之后的一件趣事：马元海官邸收归国有之后，成了一所中学的校园，突然有一天，一名老乡找上门来，说要承包学校后面的果园，结果不到一年，果园的院子被承包人挖得满目疮痍，沟壑纵横，原来他是来寻宝的，结果没挖到一枚银元，失望而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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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藏家眼中的
银元种类
在西宁跑长途的出租车司机小杨师傅听说我们要采访陶金兰，热心地把从父辈传给他的收藏知识介绍给我们，“民国时期政权更迭频繁，政局错综复杂，市面上流通的货币也因此名目繁多。我家里以前收藏的那些钱币，看数量挺多，其实也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。那年挖出的银元有7个币种，最便宜的银元是一块五，最贵的三块钱，图案有袁大头的，有孙中山的，还有其他图案的……”小杨介绍说，民国时期的市场上，流通的货币五花八门。“有外国的银元、清朝的元宝，还有各路军阀自制的钱币等等。”这一切都是已故的父亲告诉他的，他父亲生前是个收藏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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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宁也曾挖出大量银元
八九十年代，西宁也曾挖出大量银元。据《西宁城中文史资料》记载：……适逢改革开放，香房（坊）巷于1997年进行了大规模的兴建。在拆旧作业时挖出了埋藏地下的数百枚银元。过往行人哄抢起来，一时三刻便你多我少地抢了个罄尽。过后有人议论：一说是石县长石殿峰埋下的遗财；一说是马保长家的藏银，众说不一。
据已经不惑之年的陈女士回忆，1992年她在一多高中上学，途经互助巷，在互助巷附近的一个工地现场，挖掘机在挖地基的过程中挖出一个坛子，随着坛子的破碎大量银元散落在阳光下，有人喊了一声，那是银元啊。随后，整个工地都沸腾了起来，大人小孩都来“抢宝”。据其他目击者称，人最多的时候，有上百人围在不到10平方米的地方拼命挖宝。
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市民描述那天的情形时说，“挖宝”的场面十分壮观。人们都拿着锄头、铁锨等工具埋头挖掘，没来得及拿工具的索性用手刨土，他们个个瞪大眼睛，神情紧张，惟恐刚挖出银元便被别人抢走了。
“先是在被发现处挖，后来整个工地都被挖了一遍。”市民称，整个互助巷的地基被人们挖出了数十条“壕沟”。
有关银元的故事民间流传很多，银元在中国的流通反映了我国近代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外交、金融的历史，一种银元的产生往往伴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。事实上,中国银元的诞生，顺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，从清光绪十五年首铸银元到1948年纸币取代银元前，一百多年来银元一直占据着中国流通货币的主导地位。历史和时间，就像是一块细密的滤布，经过长时间的过滤和沉淀，人性的善恶在历史的大背景下，越发显得清晰。
